歷史不會簡單地重復，但往往押著驚人相似的韻腳。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謂“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論調充分暴露其赤裸裸的干涉野心，其實質是妄圖通過重新定義“危機”，為日本突破“專守防衛”的憲法束縛尋找法理出口。回顧歷史，人們從這一激進的政治操弄中，探到令人不安的訊息：高市的邏輯確與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將國家推向毀滅的路徑呈現出驚人的同構性。
時間拉回1931年。彼時，為了給侵略中國東北尋找借口，松岡洋右等政客與日本軍部竭力鼓吹“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這一荒謬概念。這種將“生存空間”外推的謬論，最終營造出輿論：國境線之外的侵略竟是關乎國運的“自衛”。如今，“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論調，與“滿蒙生命線論”如出一轍。它試圖將日本的安全防衛邊界強行劃到他國領土，單方面將地緣利益線定性為“存亡危機事態”。如果這種邏輯成立，日本自衛隊的行動將不再受“本土防衛”限制，而是隨著政客定義的“利益線”無限延伸。這不僅是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嚴重挑釁，更是在法理上為日本再次對外擴張打開了大后門。
回首過去，日本走向戰爭的一個顯著特征，便是當權政客對危機的“刻意制造”與“擴大利用”。無論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還是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日本軍部與激進政客都是一個套路：人為制造外部緊張局勢，從而壓制國內反戰聲音。今天日本右翼正在復制這一劇本。高市早苗等人不斷渲染夸大“中國威脅”，高調宣稱介入臺海局勢，本質上是一種“為了修憲而制造危機”的政治縱火，推動“預言的自我實現”：通過露骨挑釁惡化周邊環境，反過來宣稱“和平憲法已失效”，從而為擴軍修憲鋪平道路。
軍國主義的老劇本反復搬演。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是強調面臨美國經濟封鎖，國家面臨“生存危機”。這種將侵略包裝成“打破絕境”的敘事，成為其發動戰爭的一貫伎倆。而今，高市早苗等人的政治話術正在復刻這一話術。
歷史告訴我們，戰爭不是一夜之間爆發的，而往往始于對“危機”的刻意制造和對“生存空間”的無限夸大。昔日，“滿蒙生命線”的謊言將日本拖入了罪惡的深淵；今日，“臺灣有事”的叫囂正試圖拆除日本戰后和平繁榮的防波堤。
這是歷史幽靈的重現。當一些勢力開始用外部威脅掩蓋內部矛盾，當“先發制人”的沖動取代“專守防衛”的限制，日本就已經站在了危險的懸崖邊。日本人民應當警惕：那些把“國家存亡”掛在嘴邊并借此擴軍備戰的右翼政客，恰恰是把國家推向危機的罪魁禍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