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局限于抗戰題材側重展現的硝煙彌漫的戰場，而是用鏡頭回望中國文化史上一段極具傳奇色彩的“文化抗戰”，講述那個年代文化人“以筆為槍、以文鑄魂”的抗戰故事——題材的突破給了電視劇《陣地》全新的視角，也給了它在眾多抗戰題材影視作品中獨樹一幟的底氣。
“拿起你們手中的筆，把它當成槍，在文化戰場上抗擊敵人！”1938—1944年間，以周恩來、李克農、夏衍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團結領導集聚在桂林“八辦”（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的一大批愛國進步文化人士，以筆為槍、以舞臺作戰場，通過新聞、文學、戲劇等一系列文化運動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抗戰”。
正在熱播的《陣地》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策劃，首次全面再現了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一篇社論逼退偽軍一個營，一出《梁紅玉》讓潰兵重拾血性，一曲《黃河大合唱》讓整座城在黑暗中同步心跳。不僅如此，劇中敵機轟炸中堅持巖洞教學，書聲瑯瑯壓倒炮火，文藝工作者以戲劇鼓舞士氣，高呼“黑暗終將過去，迎接新中國”等高燃場面，每一幀場景都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不同于近年來一些同類題材作品對于虛構人物和情節的依賴，對真實歷史文化事件細節的深度還原是《陣地》的一大亮點。劇中，《義勇軍進行曲》首次灌制唱片，《救亡日報》創刊和復刊、桂林“八辦”成立、新安旅行團抵桂、夏衍話劇《一年間》全國公演、歐陽予倩改革桂劇排演《梁紅玉》、陶行知在七星巖洞中堅持辦教育等20多個重大歷史事件，均在劇中得以藝術化呈現，讓觀眾真切地感受到筆桿子如何成為凝聚人心、鼓舞士氣、揭露敵人的強大武器，構建出烽火歲月中文化人堅守理想、以文救國的集體群像。這不僅僅是在回顧歷史，更是在致敬一種在民族危亡之際迸發出的、由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文明不屈的精神力量。
在藝術表達上，《陣地》也大膽突破傳統抗戰劇“單線敘事＋英雄傳奇”的敘事模式，采用多線并進、群像敘事手法，以20多位核心歷史人物串聯起百余位文化名人和廣大民眾，在還原“文化抗戰”的同時，更注重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與表達，展現出中國知識分子在民族存亡關頭的人格光芒與家國擔當。
在劇中，郭沫若、夏衍、田漢、巴金等不再是只存在于教科書里的文化名家，在一眾實力派演員的精準詮釋下，他們成為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有分歧有迷茫卻始終堅守信仰的戰士。面對進步刊物被查封的困境，有人提出“暫時妥協以保存實力”，有人堅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面對家人的安危，有人陷入“個人小家”與“民族大家”的兩難抉擇。這些真實的矛盾與掙扎，讓人物走出“完美英雄”的形象套路，更具可信度與感染力。
在日軍轟炸桂林時，夏衍冒著生命危險搶救珍貴典籍，眼中的點點淚光透出的卻是執著與堅忍。演講到激動處，郭沫若眼眶泛紅、聲音微顫，一句“文化在，民族就在”瞬間點燃全劇的“精神高光時刻”。李克農發現自己和兒子被特務盯梢，在餐桌上對兒子說，你不但要保護爸爸媽媽，也要保衛國家。在生死無常的年代，這是一個父親給兒子最沉重的愛，也是最堅定的托付。張曙創作抗戰歌曲時遭遇敵機轟炸犧牲，廢墟下，這位作曲家將女兒緊緊抱在懷中，身旁散落著沾滿血跡的《負傷戰士歌》手稿……更難得的是，《陣地》的宏大敘事不失細膩描摹，劇中這一幕幕細節刻畫令人動容，不僅豐富了抗戰敘事的維度，也讓“文化抗戰”這一宏大主題更具人性溫度。
沒有抗戰神劇的奇觀，沒有子彈拐彎的魔幻，劇中最震耳欲聾的“槍聲”，是文化人緊握的鋼筆在紙上的奮筆疾書，是《救亡日報》的印刷機深夜里的轟鳴，是孩子們在巖洞里朗誦時那一聲聲發自肺腑的“我愛這土地”。
《陣地》最大的貢獻，不僅是挖掘了“文化抗戰”這段史料，更是給抗戰題材影視作品提供了一種“非典型敘事”，盡管作為主旋律作品部分臺詞略感生硬、一些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似曾相識，但它至少證明，當鏡頭不再限于表達血漿與彈道，轉而凝視那些顫抖的筆尖、嘶啞的唱腔、被雨水泡爛的手稿時，同樣能拍出千軍萬馬，拍出硝煙彌漫。因為它讓我們重新意識到——“抗戰”不僅是軍事事件，更是危急關頭一個民族持續的精神自救。從這種意義上說，“抗戰”最動人的部分，除了最終的勝利，更有烽火歲月里文化人堅守理想、以文救國的堅忍，那是一種“不允許文化被歸零”的執拗。
《陣地》的價值，不僅在于還原一段被忽視的文化抗戰歷史，更在于以“文化陣地”為紐帶，將80多年前的抗戰精神與當下的文化自信緊密聯結，讓歷史智慧照亮今天的路。當今天的我們再次面對“如何講述自己的歷史”時，這部劇提供了另一個視角：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里，文化和思潮的創新引領有時候比子彈更有穿透力。《陣地》讓我們意識到，民族危亡關頭，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戰士，無論是拿起刀槍，還是揮動筆桿。因為不論任何時候“陣地”都具有雙重維度：既是槍林彈雨的真實戰場，見證著血肉之軀的沖鋒陷陣；亦是筆墨交鋒的文壇疆場，涌動著以文為刃的無聲較量。
（作者：李春利）
